流浪之路——1949-1959记事之94
因为被三江小学校的张老师举报，我被迫于1959年4月27日离开斗门化工厂。
由于在厂期间我不仅管理全场财务，同时还兼任着厂办主任和书记助理的职务，所以化工厂的公章和化工厂党支部的公章都由我保管。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走来走去都得有单位证明，临走前我最后一次行使职权，写了一张离职证明，盖上了斗门公社化工厂的公章。同时我还分别把工厂和党支部的公章盖在一些空白信笺上带着以备必要时之需。
离开斗门公社化工厂后，我没有再回家与八十多岁的已处在风烛残年的祖母告别，没有与生我养我的母亲告别，更不用说是兄弟姐妹了。我独自一人背了个小铺盖卷悄悄的离开了化工厂，离别了多少也算是养育我24年的绍兴踏上了流浪之路。遗憾的是从此后我再也没能和老祖母和小弟弟见面相聚，至今想起来就心中难受。
记得小时候在外祖父家听留声机时，有一张名为“凤阳花鼓”的唱片。唱片中唱道的是：“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
“大户人家卖田庄，小户人家卖儿郎，我家没有儿郎卖，背着花鼓走四方，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想想这首凤阳花鼓，看看当前立马就要去走四方的自己， 却也是感慨万分。
我直奔绍兴城里的火车站，买了一张直通兰州的火车票，花了从厂里领的32元钱中的绝大部分，准备到祖国的大西北去闯荡一番。
我之所以没有回家和母亲说明离厂和准备出去闯荡的情况是因为怕母亲再一次受到刺激。实际上当母亲真的知道我已离绍到达三千里外的西北时对我的惦记牵挂远非我所想象。
六块玉米饼
要说流浪，我比起背着花鼓走四方的还是有各种不同之处，估计时代毕竟不同了。
因为朱皇帝时出现的粮荒究竟还只发生在局部，背着花鼓走出去总能找到吃饭的地方。而现在一个霹雳应天响，我流浪时这粮荒已经普及全国，想敲敲花鼓就能混饭吃，没门。只不过和背着花鼓走四方的不同之处是我身上带着32块人民币和30斤全国粮票。尽管人民币在购买了火车票后所剩无几，但那30斤全国粮票，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那时大米在公开的市场上无非七、八分钱一斤，可粮票的黑市价格是两块钱一斤。六零年的时候，我家原来住的进士第的一所大楼卖给小队会计，包括楼上和楼下，卖了200块钱。那时候谁能拿得出这么一大笔钱啊？实际上母亲收到的只是那位小队会计给的100斤粮票。
粮票之所以值钱因为用它能买粮食，而一个人要是几天没饭吃有可能就饿死了。所以我怀中揣着这30斤全国粮票出来无形中就增加了不少底气。接下来的遭遇也充分说明了这点。
至于在大家都吃不饱饭的时候，这位会计为什么能有那么多粮票来换一栋大楼这我就不得而知了。
闲事不管，还说自己。
这次，我想流浪去西北，也不是没有目的。只因为有个朋友在兰州一家大型的国有企业担任个小干部的工作，我准备投奔他去碰碰运气，看能否安排个工作。
说来也挺有意思，我的这位兰州朋友，原本就是1957年我在绍兴县皋埠区永乐乡中心校时的同校教师。他叫高其炜。只因为他在整风学习期间，对我关怀照顾较多。估计被上级领导内定为“阶级立场不稳”，所以整风结束后立马被动员退职，赶出学校，尽管整风后我却仍旧回学校教学，真不可思议。
高其炜在离开绍兴的教师队伍后，奔靠朋友去了西北的工业重镇兰州，正好赶上了大跃进，到处缺人手，他一去就被安排在兰州机床厂担任统计员。这次我去到兰州找他，希望在他的帮助下能在兰州找份工作。
因为有那份化工厂赐予的财富，我能顺利的乘火车到达兰州绝对没有问题。然而由于钞票关系，我只能到兰州，再要跑远路就没钱买火车票了。
我在绍兴站上的火车，买的票位不错靠窗。我对面乘坐的也是和我差不多年龄的两个宁波青年。
上车后经过十来个小时的行驶，火车到达南京。那时沟通南北的长江大桥还没有建起来。我们乘坐的火车不能直接过江，得使用轮渡。不过火车轮渡过江并不容易，它需要重新编组、上船，过江之后再上岸、重新编组。
我们乘坐的这趟火车抵达南京下关之后，驶上火车轮渡的铁轨，拆分成火车头和一节节的车厢，分批运上渡轮。渡轮将火车头和车厢分批次送到对岸浦口的火车轮渡码头，再组装起来，然后驶入浦口火车站再等待发车。
过江后在浦口等列车组装得有一段时间，这时我下得车来，出站去街上闲逛。
街上闲逛的时候我走到一处时，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循着香气味找去，原来是一家烤饼店在烤玉米面煎饼，这可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看那玉米饼两面金黄的色泽，加上闻了能使人流口水的香味，诱使我花了三斤全国粮票，买了六个烤饼，准备在旅途中当饭吃。只是从来没有吃过粗粮的我，咬了一口这香喷喷的大饼后，说什么也咽不下喉去，硬生生的把这口大饼咽下去，喝了几口水后，再也不想咬第二口了。
在我准备吃这玉米饼的时候，同时也递给坐在旁边的两位宁波旅客一人一块。无独有偶，他们和我一样也是咬了一口后再也没有去咬第二口。
就这样，这六个香喷喷的，其中有三个都被咬出一个缺口的玉米饼，一直放在我们座位边靠窗口的台子上。
我们原来乘坐的京沪线火车，到徐州后折向西进入陇海线，很快进入河南境内。那三个残缺和三个完整的玉米饼，一直静悄悄的在靠窗的台子上放着。
火车在河南境内行驶的时候已近半夜，每次到站都会上来一批河南老乡，他们很多都面黄肌瘦。天将黑的时候，一位有四十来岁的脸色发暗、瘦骨嶙峋的高个子老乡上来，因为没有座位，就站在我们的旁边。他没带任何行李，随身带着一个化肥袋拆开后缝制成的蛇皮拎兜。他就这么一直站着，我虽对他表示同情，考虑到自己还要跑远路也没有给他让坐。但是我注意到这位老乡自从站在我们旁边以后，从晚上到白天一直没有挪位。大概是实在饿得受不了的时候，他会从拎着的蛇皮袋里掏出几颗比拇指甲盖大来有限的马铃薯来吃，连皮也不剥。就在吃马铃薯的时候，他的眼神却不断地在靠窗台子上放着的那几块玉米饼上打量。我发现后就说：“你要不嫌，这几块玉米饼就拿去吃吧。”他觉得很意外，但他马上就说：“我拿马铃薯跟你换。”说着伸手到蛇皮袋里去掏。我说：“不用了，你拿去吧。只不过有三块我们都咬过一口了。”他连声说：“没关系，没关系，谢谢，谢谢。”
在一个劲的谢谢声中，老乡小心翼翼的把那六块玉米饼装进了他的蛇皮袋，也舍不得咬一口尝尝。我想他兴许还得留着带回家去和他的老婆和子女分享。
列车在昼夜交替中哐当着驶行，偶然也嘶哑的吼叫几声，震动着我略带落寞，却怀着希望之心。至于到了兰州究竟会遇到何种情况，现在我一无所知，一切听天由命。2022.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