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湖，一曰南湖，南并山，北属州城、漕渠，东西距江，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之所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于东南者皆委之。州之东，自城至于东江，其北堤，石楗二，阴沟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属漕渠。北、东、西属江者皆溉之。州之东六十里，自东城至于东江，其南堤，阴沟十有四户，庆历之间二户，为田四顷。当是时，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者凡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湖废几尽矣。其仅存者，东为漕渠，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 自樵风泾至于桐呜，十里皆水，广不能十余丈。每岁少雨，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
自此以来，人争为计说。蒋堂则谓：宜有罚以禁侵耕，有赏以开告者。杜杞则谓：盗湖为田者，利在纵湖水，一雨则放声以动州县，而斗门辄发。故为之立石则水，一在五云桥，水深八尺有五寸，会稽主之。一在跨湖桥，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阴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并山，西并堤。东属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门，通民田。田之东并城，南并堤，北滨漕渠。西属江者皆溉之。总之，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分之田九千顷，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已，盖田之至江者尽于九千顷也。其东曰漕娥斗门、曰稿口斗门，水之循南堤而东者，由之以入于东江。其西曰广陵斗门、曰新迳斗门，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储斗门，去湖最远，盖因三江之上、两山之间，疏为二门，而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谓湖高于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泄田中水入海，故无荒废之田、水旱之岁者也。由汉以来几千载，其利来尝废也。
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祥符之间二十七主之。而斗门之钥，使皆纳于州。水溢，则遣官视则，而谨其闭纵。又以谓宜益理防堤斗门，其敢田者，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犹以为未也，又以谓宜加两县之长以提举之名，课其督察，而为之殿实。吴奎则谓： 每岁农隙，当僦人浚，积其泥涂，以为丘阜，使县主役，而州与转运使、提点刑狱督摄赏罚之。张次山则谓： 湖废仅有存者，难卒复。宜益广漕路及他便宜处，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识之，柱之内禁敢田者。刁约则谓： 宜斥湖三之一与民为田，而益堤使高一丈，则湖可不开，而其利自复。范师道、施元长则谓： 重侵耕之禁，犹不能使民无犯，而斥湖与民，则侵者孰御? 又以湖水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堤壅水使高，明水之败城郭庐舍可必也。张伯玉则谓： 日役五千人浚湖，使至五尺，当十五岁毕。至三尺，当九岁毕。然恐工起之日，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虽有智者，犹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堤使高八尺，当一岁毕。其竹木费，凡九十二万有三千，计越之户二十万有六千，赋之而复其租，其势易足。如此则利可坐收，而人不烦弊。陈宗言、赵诚复以水势高下难之。又以谓： 宜修吴奎之议，以岁月复湖。当是时，都水善其言。又以谓宜增赏罚之令。其为说如此，可谓博矣。朝廷未尝不听用，著于法。故罚有自钱三百至于千，有至于五万; 刑有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谓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浚而日愈废，其故何哉? 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也，昔谢灵运从宋文帝求会稽回踵湖为田，太守孟不听;又求休蝗湖为田，又不听。灵运至以语诋之，则利于请湖为田，越之风俗旧矣。然南湖由汉历吴、晋以来，接于唐，又接于钱镠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尝废者，彼或以区区之地当天下，或以数州为镇，或以一国自王，内有供养禄廪之须，外有贡输问遗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农，亦皆有数，而钱镠之法最详，至今尚多传于人者，则其利之不废，有以也。
近世则不然，天下为一，而安于承平之故，在位者重举事而乐因循，而请湖为田者，其语言气力往往足以动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材动众，从古所难。故郑国之役，以谓足以疲秦; 而西门豹之治邺渠，人亦以为烦。若其故如此，则吾之吏孰肯任难当之怨，来易至之责，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说虽博而未尝行，法虽密而未尝举。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废，由是而已。故以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者，岂非然哉?夫千岁之湖，废兴利害较然易见。然自庆历以来，三十余年，遭吏治之因循至于既废，而世犹莫寤其所以然，况于事之隐微难得而考者，由苟简之故，而弛坏于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
今谓湖不必复者曰：“湖田之入既饶矣!”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尽废，则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众人之所睹也。使湖尽废，则湖之为田亦旱矣。此将来之害，而众人之所未睹者。故曰：“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实知利害者也。”谓湖不必浚者曰：“益堤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也。夫以地势较之，壅水使高，必败城郭，此护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势较之，浚湖使下，然后不失其旧，然后不失其宜。此议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阴之石则，为四尺有五寸。会稽之石则，几倍之。壅水使高，则会稽得尺，山阴得米。地之洼隆不并，则益堤未为有补也。故曰，此好辨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而又非实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开告者，则有赏罚之法矣;欲谨水之蓄泄，则有闭纵之法矣;欲痛绝敢田者，则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责于州县与转运使、提点刑狱，或欲以每岁农隙浚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皆有法矣; 欲知浚湖之浅深，用工若干，为日几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费几何，使之安出，欲知浚湖之泥涂积之何所，又已计之矣; 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论之矣。诚能收众说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润泽之，今言必行，法必举，则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复哉?
巩初蒙恩通判此州，问湖之废兴于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实者。及到官，然后问图于两县，问书于州与河渠司。至于参之而图成，熟研之而书具，然后利害之实明。故为论次，庶夫计议者有考焉。熙宁二年冬，卧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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